大明王朝到了崇祯时期，已是日薄西山，崇祯皇帝也做了很多的努力，但终究无济于事，最后只能责怪自己，也就是不断地下罪己诏。

罪己诏自古有之，汉武帝晚年反思自己的行为，就曾写下著名的轮台罪己诏，对自己好大喜功做进行了反思。而明朝皇帝下罪己诏也是一种常态，比如，在天灾、战争失利等情况下，皇帝通常就会下罪己诏表示自己认错，以此来平息民怨和上天的不满。

久而久之，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惯例，如果皇帝自己不主动下罪己诏，官员们也会提醒皇帝。比如，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六月十九日，皇极殿等多处发生火灾，这对当时的人来说，显然是上天对万历帝执政不满，故而降罪。群臣对此十分惊慌，大学士张位请求面见皇帝，万历不许，于是张位又请万历下罪己诏。七月，万历下罪己诏一道，进行了自我批评。不过，明朝还没有哪位皇帝下罪己诏的数量能超过崇祯帝，这也很好理解，毕竟崇祯朝是大明时局最艰难的时候。

崇祯的第一道罪己诏是在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正月下的。张献忠等人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取中都凤阳，朱家的祖陵惨遭损毁。崇祯得知消息后忧愤交加，十月，他便向天下臣民颁布罪己诏，承认自己应对此负主要责任，并在诏书中深表自责，作了一番自我批评。他说：朕没什么德行，侥幸继承了大统，没想到所用非人，导致大军徒劳无功，百姓颠沛流离，不断的征兵让国家凋敝，连续的军饷加派老百姓生活困苦，每每在夜里，朕想到这些都又愧又愤。今年正月，皇陵遭到了侵犯，祖庙和百姓都遭受了创伤，实际上都是朕的责任。

崇祯第二次下罪己诏是在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二月，此时的农民军已经壮大，崇祯深感多年来农民起义和吏治腐败导致百姓生活得极为窘迫，对此他深表愧意，在诏书中引咎自责。他在罪己诏中说自己“凉德寡闻，明不足以辨奸，德不足以格物，诚不足以动天，信不足以孚人”。

而在这之后，崇祯下罪己诏就更密集了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闰十一月，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六月，崇祯都下了罪己诏。到了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李自成大军向北京出发，崇祯更是在二月和三月连下两道罪己诏。

其实，从罪己诏里也可以看出崇祯心态的变化。

在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的罪己诏中，崇祯在自我检讨一番后，说自己要搬到居住条件次一些的武英殿去住，并减少膳食，以表自己与百官、将士们同甘共苦之意，还告诫官员们要审视自己的过往，创造一个更好的将来。在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二月的罪己诏中，崇祯采取的办法是减少刑狱，大赦天下，对那些犯下重罪的人，都减轻刑罚，而对罪行较轻的人，则直接释放。

然而，在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闰十一月的罪己诏中，崇祯说自己在宫中祷告神灵，戴罪视事，并没有给出任何实际措施。很显然，此时的崇祯觉得老天爷更靠谱一些。在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六月的罪己诏中，崇祯的主要措施是减免钱粮、劝课农桑等等。这些当然都是一些空话，无法落实。到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开始向北京进发，并进展迅速，一路之上的明军除了少数像周遇吉之类的官员进行了抵抗，大多数官员和守军都是望风而降，甚至有出城几十里迎接义军进城的现象。

崇祯在两份罪己诏中对文武百官一顿痛斥，然后提出招抚流民、减免钱粮、微服私访、爱惜人才等一系列办法，这个时候，估计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