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，用中华民国前总统蒋经国的一段话开篇，他说：我为什么敢放弃权力搞民主，因深知中华民族深受权力之害，国民党曾有亲身体会，多少人为权力而死亡，导致灾难内战大屠杀，权力虽有万千好处，却违反基本人性。把权与利还给大众，一切就会和谐，人祸从此不可能。打江山坐江山，是封建社会的逻辑，现代社会主权在民，国家不是一家一姓一个党的。

自三中全会结束后，有关习近平“中风“或已被军方控制或被政治老人训斥的传闻甚嚣尘上，即使官宣习近平将与到访的越南总书记会晤，也未能平息谣言的传播，类似“中国上层人事将大变，各区都刚收到街道办重要通知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市区燃放鞭炮，看来即将公布重大事件”的帖文在墙内墙外广泛转发。事实上，人们并不在乎传言的真假，只因传言的内容是民心所向是民间共识。这不禁令人想到一部研究群体心态史的书《1789年大恐慌：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、恐慌和反叛》，这本书探讨了一个谣言在一场政治风暴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，分析了原本并未参加革命的法国农民阶层如何对“贵族阶层勾结境外势力打算破坏三级会议”的谣言深信不疑，从而加入了这场终结贵族特权制度的法国大革命，这是一部研究社会集体心态将历史偶然转变成历史必然的开拓之作。当下这一波谣言的传播同样具有观察社会集体心态的历史意义。正如网友@吴祚来在帖文中所说：谣言是底层的声音，当一种谣言或传言大面积传播时，受众传播，才是最重要的。人们为什么愿意传播，因为有意义。北戴河会议八条共识，我们设定它是编造的，它是不是反应了无数人的心声？如果在大陆受众达一亿，会是怎样的效果？它就是民间社会的共识，就会让当局敬畏惊惧。

吴祚来在一篇题为《谣言作为一种武器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：关于时政的传言或谣言纷飞的时候，多是民情民意汹涌、期待大变局或改朝换代的历史节点，无论是漫长的古代中国史，还是中共治下的当代社会，无不如此。古代的那些政治谣言从《史记》开始，不绝于二十四史，而现当代政治谣言，我们所经历的，从所谓抓捕四人帮，到八九民运期间，从薄煕来、周永康事件，到“习下李上”、再到这次中共三中全会习近平“中风”，中共政治生态中，每有大事或大节点上，均会传言满天飞，许多传言成为事实，更多的传言反映民情民意，也如研究谣言的专家所言：它是一种针对权力，对抗权力的武器。中共不透明的政治生态，正是生成传言或谣言的沃土。有趣的是，民间传言被称为“谣言”，而官方的文字、歌曲造伪，却被称为“宣传”。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那些红色歌曲，多是民谣曲调，填充了共产党的宣传语言，“谣”与“言”成功结合在一起，被称为红歌，例如《东方红》，《十送红军》等等，很少有人意识到，那是政治美学中的极致“谣言”。没有人将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定性为谣言，他们不仅利用民间歌谣填充政治语言进行宣传，也利用简单的曲调与政治口号结合服务于政治运动，例如文革中的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，还有“打倒美帝，打倒苏修，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”，都是先喊口号，然后唱成歌，极其简单粗暴。大量的红色儿歌，是以童谣的方式教唱，譬如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、《我是公社小社员》等等。谣与言的结合，生成政治谣言，成了高大上的宣传，红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红色群众，成为共产党当政的坚实基础力量。

秦末陈胜起义，有口号“大楚兴，陈胜王”，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所喊口号：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。这些口号是一种武器，要对抗的都是强权，同时在描述自已上承天命的合法性，确立必胜的信念。法国学者诺埃尔·卡普费雷在《谣言》一书中认为：谣言是古老的媒体，谣言是一种武器，弱者的武器。使用谣言，与民间使用武器一样，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反抗。谣言口耳相传，受众决定谣言的传播速度与广度，谣言改变历史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以民谣或童谣形式出现的谣言，是一种唤醒，唤起普众的反抗行动，在没有媒体的时代人们口耳相传，在有媒体的时代人们通过媒体传播。《史记》记载，公元前210年有谣言：“今年祖龙死”，而在秦始皇驾崩前一年，在坠落的陨石上刻了一行字：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。持续十多年的时间里，这些咒语式的“谣言”反映的是民意，正是强大的反暴政民意，从谣言到起义，最终使秦“二世而斩”。天意自我民意的逻辑，也因此成立。公元614年，洛阳城中流传起了一首民谣，头两句是“桃李子，得天下”。它像谶言一样传入宫廷，令隋炀帝杨广心惊，被朝廷官宦用于诛杀李姓异已，造成动荡。四年后，也就是公元618年，李渊称帝，谣言变成了历史。谣言像蝴蝶的翅膀，从民间飞到宫廷，形成一场政变风暴，一个朝代被终结。